单语者

不懂外语是怎样救了我一命

文/ Tod Wodicka

插图/ Sara Lai

在我交往六个月的德国女友宣布她怀孕之后的几天,这个瘤就出现了。我们当时都住在捷克,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情。我一直以为我对细节和责任那种漫不经 心的态度会让我避免碰到这类细节和责任的事情。而现实则事与愿违。那时我搬去波希米亚就是因为不会说那里的话:我想逃避现实,那时我还年轻。

回想起来,我的瘤就像比赛一样吸引人,就好像一群自私的细胞的一场单身派对,决定给他们的老板一点颜色瞧瞧,而不要像其他的瘤一样,无疾而终。我刚开始感觉到它是在我看Mike Leigh的关于非法堕胎的电影《Vera Drake》的时候,这应该记上一笔。

在电影院里,我坐立不安,就好像有个人在我的后袋里塞了块热碳。晚上洗澡的时候我又有了这样的感觉:就像一个球赛在我的臀部,中心的地方,就在靠近尾骨的尾部。这感觉可不好。

到第二天,它已经有高尔夫球那么大了。它已经发红,而我开始发烧,而且没办法坐下。我感觉它在跳动,但不是以我的脉搏在跳动,就好像这瘤自己有了颗跳动的心脏一样。我给我怀孕的德国女友打电话解释了当时的情况,有一部分的我似乎还挺享受这剧痛。

"好啦,这没有那么坏"她说道,"像个男子汉吧"我充满男子气概地又解释了事情有多紧急。她说道,"你没有得肿瘤。""它就在我屁股上。""这只是个脓包,Tod"她说:"你看,我必须要去工作了,我几个小时后就回来,ok?"

很 快,我几乎没办法不碰到那个瘤,你的身体能如此突然的反抗你实在令人震惊。它像一股强大的、沉重的压力,试图往外推,而同时又试图把周围的所有挤到里面 去,包括我的思维。我没办法读书或者听音乐甚至想任何事情,只有臀部那个炙热的不断膨胀的家伙:它想把什么都吸进去。这就像是我臀部上长了个黑洞,而我整 个人都被它吸住了。我用肚子挨着地板趴下,大概打了三、四通电话才找到我怀孕的德国女友。

"我会尽快回来的"她保证道。 我呻吟着。"你知道,肿瘤是不会疼的的"。"它当然会,我的就会"。"Tod,我马上就回来,我去叫辆出租车,我们带你去医院,这样他们才能看下你的脓包。"

我没办法弯腰穿上我的鞋和袜子。我几乎不能站起来走路。之后我好不容易才穿上拖鞋,但就只能穿着睡衣出门。一走出电梯,走出大楼,我拖着拖鞋缓慢地在雪地上边滑边走,几乎没办法站稳,但坐下来就更别想了。我只好等着。唯一能让我舒服点的姿势估计只有脸朝下趴在雪地上了。

"Tod!"
哦,死!

我 的德国女友把我拉进她的出租车,让我躺下来。如果这个捷克司机会说德语,那他先听到看到的一定很恐怖:一个冷冷的德国孕妇看着一个湿漉漉病恹恹的外国人, 深情默默地说着"Tod,Tod,Tod…死,死,死"我的名字在另一种语言里的双关含义,从来没那么恰当过。(Tod在德语中是"死"的意思)

我迷迷糊糊地听着我那个怀着孕、会多种语言的德国女友在和司机用捷克语说话。他们的声音简直像音乐,清澈而低沉的。而我则在一边躲在由剧痛织成的茧中,就像婴儿懒懒地躺在婴儿车里听着大人们说话一样,他们的话对我就像是另个世界传来的靡靡之音一般。

" 我很害怕"我说。出租车每次颠簸,都好像被这瘤吸进来再迸出去一样,让我尖叫。我怀孕的德国女友终于也害怕起来,但是我实在没心情幸灾乐祸了。"我不懂" 她说道,"它就这么发生了?就那么突然?这怎么可能?从一个脓包变成……?""是瘤!"我呻吟道。 这一次,她没有反驳我。

我们碰到的第一个医生不太喜欢我们,他愤愤地看着我怀孕的德国女友。他指着我的脚,惊呆了,他的捷克语慢慢开始变成了激动的长篇大论。替我看病对他来说太不可思议,似乎违背了他所有的原则:干嘛要去救一个如此蠢的人?在冬天还穿着拖鞋?根本是在浪费时间。

医生冲着我怀孕的德国女友大嚷,而她,保佑她的日耳曼灵魂,也向他直直地喊了回去。这场面就像是在看场暴雨。

他 能救我吗?或者他想吗?然后医生开始解释事实。一个只会说一种语言的聪明人,懂得如何分辨对方是在说事实还是其他什么,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说的时候总是冷 冰冰的。对于只会说一种语言的人,当对方说其他语言时,有时候听上去像是音乐,甚至灵魂乐,但是当他们说事实的时候,就像是哀乐。事实就像是发电站。它们 来自一些其他地方,只是被一些人迅速的分解消化说出来罢了。所以别怪在送信人头上。当然这都无法阻止医生阐述着我那荒唐可笑、危及生命的病情,带着一种权 威式的幸灾乐祸。(单语者也是个理想的测谎仪:通常真话能从人的声音里听出来,而不是从声音说出来的那些话。)无论如何,情况糟透了,而且还越来越糟。在 暴风雪天气穿着拖鞋,你说,我们还能期待什么呢?

"Tod,听我说,我们得去急诊室"我怀孕的德国女友扶着我解释道。"你可能需要做手 术。""但我们现在不就在急诊室了嘛。""要去另外一家","一个手术"现在这听上去够官方了,听上去真是个好主意!"那为什么这家医院不行?" 她说道,"因为,我想这家要关门了"。"可医院是不关门的!"

这时灯开始闪烁起来,然后就灭了,一个接着一个的。我真想能笑出来。而且不知从哪儿,真的,在这些门背后,一只狗开始叫起来,然后变成凄惨的哀嚎,随后嘎然而止。我怀孕的德国女友骂了一顿脏话让我开心起来,还亲了我。

" 无论如何,这不是肿瘤,但是他不说这是什么,他说我不懂,他说他不必告诉我。混蛋,这就是布拉格,他说不定是在等着我们给他塞红包。""你在开玩笑吗?" 她把我的手臂搭在她的肩膀上。我对这不是个瘤很失望吗?恩,至少它的确很严重。"另一家医院在附近吗?"我问道。"至少有公车到那儿。"

那 没有公车,那有的是公车站和大雪,那儿是捷克公路上一个不知名的坡,堆积着脏脏的褐色雪泥,我的拖鞋就像是一卷湿透的卫生纸,我整个下半身呈现出痛苦的变 形。那个瘤,我知道,已经快接近尾声。它疼得让人不可思议,而且似乎还通人性似的。它在和我交流,用一种最原始的语言,告诉我它喜欢什么、不喜欢什么,我 们俩的未来被绑在一起了。我不动的时候,他就喜欢,我抽搐的时候,他就喜欢,而我惊叫的时候,他更喜欢。他就是一点都不喜欢我,然而,他却希望我和他一起 陷入那沉默的无意识之中。我想到我还未出生的欧洲小孩,现在应该和这瘤差不多大小,只不过它现在安全地飘在我身旁那位德国女人的身体里。我需要《Vera Drake》。

下一家医院也关了,我们被告知几英里之外还有另一家医院应该开着。

医生检查了我的瘤。我闭起眼睛。有很多人 的声音传来,又或许只有两个,我听着怀孕的德国女友的捷克话,就像追着一架正在起飞的飞机,飞机上是你的全部家当,你所有的朋友、爱人、同时、所有你认识 和你在乎的人,还有你的东西:书、唱片、纪念品、你的电话和你未出生的孩子,还有那些是发誓会用,但无论什么原因没有用的安全套。我紧跟着她的声音,决心 要跟着它上天,拜托,让我在空中再多呆一会儿,直到我能飞出这该死的地方……

"Tod,"她说,终于。 我等着她继续。"Tod,医生说这是一个脓包。"我看着我那家飞机消失在云团里。"脓包,"我说。"恩,差不多是个脓包。"她知道我会失望。她或许也有点 失望。她扶着我的头。"一个脓包""我不知道,"她说,"我想医生必须要把它挤出来,把它弄掉或者挤干净,这样就没事了。"这个,"我说,"不,不,这不 是个脓包。再问问他们。这些人真的是医生吗?""或者算是个囊肿?""好吧,谢谢你,让我好受点,我要因为一颗花哨的脓包死掉。"

我试着转身过来看着她,看到他们全部都在说捷克话。只要我能看到他们的脸,我想,看着他们的脸我就知道我的命运会如何了,但是移动身子让我再次疼到尖叫。

" 怎么了?出什么问题了,告诉我"。"嘘,没事。听我说。这不是一个脓包。我想它是在你的脊椎上"她说道,"你的尾椎上,它在太下面了。他们必须要动手 术,Tod。如果它再变大,就糟糕了,它会爆掉的,甚至浸入你的脑子。会感染,你懂了吗?""我会死掉。""你不会死的。""你根本不知道!"她抚摸着我 的后脑勺,"你说听我的吗?""总有人在浴缸里被淹死。""什么?""这些捷克人,他们不是医生!总是有人因为这种蠢事就死掉了。问问他们。"

我 很惭愧,我不是一个胆大的欧洲男人,而她也很疲倦,还意外怀孕,还在担心。她告诉我,我有个选择。他们可以在12小时后才动手术,可以全身麻醉,或者他们 也可以马上动手术,几分钟后就行,用她称做"当地麻醉"的方式。我明白这就像牙医在你的脸颊上打一针给你局部麻醉:在我臀部小小地来一阵,我就没有任何感 觉了,至少,感觉不会那么强烈。我会怎么选择? "现在"我说道。

她不喜欢我发出这声音,我也不喜欢她脸上的表情。她和医生再次商量了下。"Tod,他们让我出去等。""好的""我就在外面。"不,我不喜欢他脸上的表情。肯定有什么不对劲。

我 失语了。医生和护士开始做准备:而现在我觉得我就是那架飞机,或者飞机上的乘客,准备着要起飞。我什么都没法控制。像架人肉飞机,在肉上动刀、整形,用上 的莫名其妙的科学器械,像个婴儿一样怀着默默的、动人的信任。 更多护士走进来,男的,四个或者五个。是看护?这个词从我脑中飘过。看护。这些令人安心的"名词"在我身边走动,呆板地,压住我的手臂和腿。我等着那无法 避免的麻醉针。就在那瘤的附近,仅仅是对着我下半身轻轻的一碰,我整个人就会厥过去,那一针将是无法忍受的,我知道,但最糟就这样了,我相信科学。

他们在对我说捷克语。"针,我知道,剧痛,我准备好了。"更多的捷克语。"就赶紧做吧。"
我听到感觉到有种像发胶医院的东西被喷像我的瘤。不是发胶,不是,我想。但是或许是种消毒液?突然我的腿、手臂和背上都被夹住了。他们用捷克话对我说了些日常的、让我准备好之类的话,我想,类似于"这可能有点疼……"之类的。

接 下来发生的事让我产生了"不懂外语在怎样情况下会救你的命"这样的想法。因为之后发生的事,如果我事先知道的话,绝对不会让它发生。那瓶发胶,事实上,就 是所谓的"麻醉剂":只是种轻度的镇痛喷雾。基本上,什么都不是。我能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中熬下来,就在于,我根本不知道它会发生。如果知道,我一定会紧 张死的。我一定会乱动,而他们在我的瘤上插进去的刀,就会插到我的尾骨上而不是瘤上,或者就会插的太深,把瘤给弄破了,感染我的脊椎,然后是大脑,或者发 生什么其他可怕的事情,总之都会将我推向太平间。

Tod Wodicka,1976-2004,死于一颗花哨的脓包。

但 是, 因为我只会说一种语言,因为他们让我毫无察觉,才能一下就以猛烈的动作,刺了下去,切进我的瘤,把它撕开就像撕开一张嘴似的。我怀孕的德国女友告诉我,我 尖叫得像野兽一样,而不像人。毫无征兆,她说。她身旁的人都停下来了。她告诉我的她的第一反应就是抱住她的我肚子,怕伤到我们还未出生的孩子。

10 分钟之后,我能站起来了。热退了。不过我处在一种晕眩的,喝茫了似的状态中,或许是我的身体最终决定,给我点多巴胺作礼物吧。我笑了。全部压力都释放了, 瘤没了。他们给我看他们插进我臀部把瘤吸出来的那根像稻草杆一样的吸管。我几乎不能走,但疼痛算正常了,和有人拿把大刀刺进你手臂差不多。再次地,这是我 的了,我的一部分,它那么美好,我等不及要它他回家,唱歌给它听,让它睡觉。

那晚之后,我怀孕的德国女友总算放心了,才开始对我只会一种语言这事生气。她对我说,如果我会说捷克话,那整件事情就会顺利的多。如果我能在呆在这儿的那么多年里花点小小的功夫,去学点捷克话就好了。

我则坚持那样结果会正相反。

如果我会说捷克话,我现在就不会在这里了。真的,我相信。而双语嘛,就成了那种人们会因此而死的蠢事,这就是个例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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